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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司寇的变迁史也是教育司法发展史

  作者:颜祥富

  教育能从内在、从心底入手去启迪或培养一个人的德行,司法能从外在、从行为规范入手去约束或管理一个人的德行,所以古人认为教育属德、司法属刑,德主内、刑主外,一内一外相互一体。德与刑具有对立的辩证关系,古人有“德不够刑来凑”的说法,意在劝解人们别做坏事多积德行善,也是在利用汉字当中具有的辩证关系来讲解其中的道理和奥义。

  教育属于近代称呼,周朝设司徒官职负责教育事业。司法属于现代称呼,周朝设司寇官职负责司法事业。在周朝时期的历史文献里,没有教育和司法这个现代词语,在古代有司徒与司寇官职的出现,就算有教育事业和司法事业的存在。司徒与司寇官职出现的越早,越能证明我国的教育发展史和司法发展史的悠久绵长。认知教育和司法发展史,有助于学术界进一步认知我国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发展过程。教育属于一种社会管理手法,司法也属于一种社会管理手法,这两种管理手法,一种是从内在入手进行管理,一种是从外在入手进行管理,一外一内相互配合①,可以管理社会上的上上下下所有人,使其不能孤立于文化之外。

  司徒和司寇两个官职,在《周礼》当中有明确的记载,说明我们祖先早在周朝时期,已设置教育机构和司法机构。顺着历史向上追溯,在夏商时期也存在司徒和司寇官职的使用现象,再向上追溯到伏羲太昊部落时期,仍有司徒司寇两种官职的使用现象。这一发现会使我国的教育制度和司法制度起源问题,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下面本文以周朝时期司徒和司寇官职为基本点,先向上考察追溯,后向下分析流变,最后再做系统性总结,以期重新认识我国的教育发展史和司法发展史。

  第一节 周朝之前的司徒和司寇官职设置情况

  周朝时期已设有司徒和司寇官职,并在《周礼》当中有着明确记载,这是周朝时期存在教育机构和司法机构的文献证据,配合当时的历史人物兼任其职,就算历史文献与历史人物之间得到了印证。而在殷商和五帝时期也有司徒司寇官职的出现,并在伏羲太昊部落时期仍有司徒与司寇的存在,下面依照历史顺序进行向上追溯。

  一.周朝时期司徒司寇的官职设置情况;

  在《周礼》当中(插图1),有“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考工记第六”等六个篇目。其中,地官司徒和秋官司寇属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进行上下源流的追溯与分析,其它名称的官职不在本文研究内容之列,故不赘述。

  地官司徒,居百官之首,属天官冢宰之下,既地官司徒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职位置。司徒列居第二。秋官司寇位列第五。

  春秋时期有鲁国,遵周制、行周礼。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官职①,相当于鲁国司法部部长;季孙氏任司徒官职;叔孙氏任司马官职;孟孙氏任司空官职,季、叔、孟三家属鲁国重要的卿大夫家族,分掌鲁国重要权势,其中以季氏权势最大。从《周礼》和鲁国的官职布局来看,司徒比司寇权重,教育居法制之前。司徒与司寇两个官职并列使用。

  

  二.殷商时期司徒司寇的官职设置情况;

  《尚书·洪范》记载着商朝官职之事。

  《尚书·洪范》载: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在商朝纣王时期,箕子任太师官职,又是纣王叔父,名胥为。武王克商后拜访箕子,求教治理天下人民的方法,于是箕子讲出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之事。其中八政为殷商朝政的官职设置情况,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八政中有司空、司徒、司寇三个官职,能够证明殷商纣王时期设置了司徒和司寇官职,意味着殷商时期存在教育和司法管理机构。由于缺乏更多的历史文献资料,本文没有找到任职商朝时期司徒和司寇官职的人物名称,所以这个环节还需要下一步从甲骨刻辞当中进行落实。

  三.五帝时期的司徒司寇官职设置情况;

  《尚书·舜典》记载着五帝时代帝舜的史事,《尚书·皋陶谟》记载着帝舜臣皋陶的史事。

  《尚书·舜典》载:

  佥说: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

  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既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按照这段文献进行分析,伯禹平水土,任司空之职;契五品不逊,敬敷五教,任司徒之职;皋陶作五刑五服,没有具体官职称呼。在《尚书·舜典》出现了司空、司徒两个官职和负责司法制度的官职。

  《尚书·皋陶谟》载:

  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王充在《论衡》中曰:“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

  吕不韦在《吕氏春秋通诠·审分览》载:“皋陶传说为虞舜时的司法官,今山东曲阜人。”

  五刑是指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五用是指把五种刑罚方法施于这五类罪人身上。王充和吕不韦认为皋陶主掌刑罚或司法制度。孔子认为皋陶作刑罚,堪与尧舜禹并成为上古四圣。从这里看,皋陶作五刑五用属司寇官职。

  分析后得知司空配伯禹、司徒配契、司寇配皋陶,三位官职匹配三个人物名称。在五帝的帝舜时期,已有司空、司徒、司寇三个官职名称,顺序亦是如此顺序。司徒在司寇前,说明教育比司法重要。

  四.伏羲太昊时期司徒和司寇的官职设置情况;

  东夷有两昊,太昊和少昊。太昊伏羲氏,娶妹妹女娲为妻,以龙为部落图腾;少昊穷桑氏,以凤为部落图腾②,还有其它鸟形象为胞族级图腾和氏族级图腾;蚩尤、伏羲、女娲三人出生在甘肃天水地区,长大成人后来到东夷地区做了部落首领③,涿鹿之战当中蚩尤、太昊伏羲氏被杀,死后分别埋在异地。太昊伏羲氏和少昊穷桑氏属部落级首领,蚩尤属九黎胞族的胞族级首领④,应当佩戴胞族级图腾玉器。其中少昊鸟夷部落的社会分工被《左传》记载着。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鷞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依据本段历史文献的文字记载,顾颉刚先生整理出(插图2)少昊鸟夷部落的社会分工表格,以便查阅。

 

  祝鸠氏图腾玉器(插图3),又称斑鸠形玉器,属红山文化时期玉器,尺寸长15.7厘米,青绿色透闪石材质,环形眼睛,圆雕造型,双足屈于腹下,全身光素无羽毛纹饰刻画,呈伏卧造型,颈部有穿绳孔,已残损。斑鸠古称祝鸠。

  伏羲太昊设祝鸠氏为司徒官职⑤,设爽鸠氏为司寇官职,另有司空、司马、司事等官职不在本文研究之列,故不做赘述。顾颉刚先生整理的少昊鸟夷部落的社会分工表格中,有祝鸠氏司徒在前、爽鸠氏司寇在后,教育在先、司法在后,德为先、刑随后。一前一后,是为整体布局或经过宏观设置⑥。

  另外,爽鸠氏图腾玉器还没有破译过来。目前在红山文化玉器当中,我们已经收集到21种鸟图腾玉器(插图4),文献记载少昊部落有24种鸟氏族,我们研究团队利用十五年的时间破译出9种鸟图腾玉器⑦,仍有10多种鸟图腾玉器没能破译。解决其余诸鸟图腾玉器的氏族归属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解决,这祝鸠氏司徒和爽鸠氏司寇的官职命名基本上已成定局。

  

  五.小结

  司徒与司寇官职名称,是古代部落政权设置教育制度和司法制度的证据。司徒主教化,属德,司寇主刑罚,属刑,内有德外有刑是为朝廷的纲纪之本,也是人类社会的思想活动与言行规范之本。

  司徒官职名称起源于伏羲太昊时期的祝鸠氏,司寇官职名称起源于爽鸠氏,历经五帝时期、夏朝时期、殷商时期、周朝时期,一直都是司徒、司寇、司空、司马三三两两的相伴而设(插图5)。只是《周礼》对司徒与司寇官职的记载略为明显,记事位置显要,容易被学者引起重视。而伏羲太昊部落的爽鸠氏司寇和祝鸠氏司徒略为隐秘,容易被忽视。幸有考古学材料红山文化斑鸠形图腾玉器做为学术证据进行学术支撑,才使历史文献记载的司徒与司寇官职上溯到伏羲太昊时期,也算解决了我国教育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官职设置起源问题。在《论〈周礼〉与红山文化图腾制度之间的承袭关系》论文中我们做了详细的数据分析⑧,论证结果为《周礼》六官的官职名称是继承伏羲太昊部落设置的图腾制度,继承了东夷两昊部落政权机构的官职命名方法。

  

  《论语》载: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能说出这样前后朝代之间承袭关系的话语,说明他对朝代兴替关系还是比较熟悉的。

  只是司徒与司寇的官职名称也具有承袭关系,这是孔子删《尚书》时所忽略掉的事情。《周礼》的天官冢宰、地官司徒的布局,是完全继承了伏羲太昊设置的天官之首凤鸟氏历正、地官之首祝鸠氏司徒的布局形式。《周礼》和伏羲太昊都将司徒列为地官之首,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位置,《尚书·虞书》曾被孔子删修过⑨,把司空(伯禹)放在司徒(契)司寇(皋陶)的前面,是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不太熟悉,显得有些外行了。另外,帝舜时期也找不到其它官职名称和布局官职的痕迹,《虞书》里仅有司空、司徒、司寇三个官职名称,而没有司马、司事等官职名称做铺陈,孤孤零零略显突兀。本人提出两处观点认为是孔子在这里做了手脚,第一若以帝舜的聪明才智不会认为司空比司徒重要,第二帝舜要么全部继承伏羲太昊的官职设置,要么不会使用这种官职命名方法,因为东夷两昊属华夏部落的敌对势力。所以本文认为,帝舜时期仅有司空、司徒、司寇三个官职名称,有孔子删书篡史作伪之嫌。

  从教育和司法制度起源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兴起于伏羲太昊部落时期是没有问题的。孔子删《尚书》保留尧舜禹而去掉伏羲太昊部落,导致后代学者迷失在删书、去史、换祖先、改文脉⑩的学术游戏里⑾。本文以司徒和司寇官职名称作为线索,前有伏羲太昊设置的图腾制度,后有周朝《周礼》六官的官职布局,从教育发展史和司法发展史这个角度看,周朝司徒司寇官职继承了伏羲太昊部落的官职设置,也可以看出孔子删书对我国上古史研究存在学术障碍⑿。

  第二节 周朝以后的司徒和司寇官职设置情况

  周朝时期设置司徒和司寇官职被《周礼》详细记载着,以此为基准点,向上溯源研究属于追溯、探源,向下分析研究属于流变、变迁。前有源、后有流,下有根、上有梢,由此形成教育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流变、衍变发展过程。做一份明确的、详细的教育和司法发展史,是很有必要的史学研究事业。

  本文挑选了汉朝、唐朝、清朝三个朝代,作为教育发展史和司法发展史的三个节点,进行官职名字递变与演化的分析,使教育发展史和司法发展史上下贯通、前后畅通,而不再受半截史和半截史学者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的阻碍、阻隔。前有源,中有流变,后有汇合,才能完全解决我国的教育发展史和司法发展史的学术问题,而不再处于混沌状态和模糊阶段。

  一.汉朝时期司徒和司寇的官职设置情况;

  汉朝哀帝元寿二年,改丞相为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并称三公,此时已是太尉在前,司徒居中,司空在后。

  进入汉朝时期,司徒官职仍在沿用,但已不负责具体的教育工作或教化职责,而是由博士负责教育太子、公子、学子们读书。汉朝司徒又称丞相、相国等名,几番易改,足见汉朝时期的文化处于交集和剧变之中。太尉居司徒之前,足见重武轻文的特征已经显现。汉朝时期设置博士阶级,有易博士、尚书博士、诗博士、礼博士、春秋博士等,易博士负责教授《易经》,尚书博士负责教授《尚书》,诗博士负责教授《诗经》,礼博士负责教授《礼经》,春秋博士负责教授《公羊春秋》,国家有疑难时负责答疑解惑。

  汉朝时期,司寇官职名称不在沿用,改称曹掾,由户曹掾负责户口寺庙事务,辞曹掾负责诉讼事务,法曹掾负责寄送、驿站事务,尉曹掾负责兵卒刑徒转运事务,贼曹掾负责抓捕盗贼事务,决曹掾负责审案判决事务,金曹掾负责铸币、盐铁官营事务,仓曹掾负责粮食仓储事务。

  汉朝时期,博士负责教育,曹掾负责司法,官职名称发生了改易,但教育事业和司法职业仍在延续,只是教育分工和司法分工更加明细化、业务分类趋向专业化。

  二.唐朝时期司徒和司寇的官职设置情况;

  唐朝时期教育和司法官职设置,在《旧唐书》、《新唐书》、《唐大诏令集》有记载。唐朝设三师与三公制度,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尉属司马,属带兵打仗掌握兵权者,而司徒也如汉朝丞相一样。太师、太傅在《周礼》中称师氏、傅氏,属教化太子、国子的老师,因汉唐承袭了周制,故设三师与三公官制。而唐朝的司法机构,由六部当中的刑部作为司法事务主管。三省六部的官职配置,基本定型于此。

  《新唐书·百官四下》载:

  掾一人,掌通判功曹、仓曹、户曹事,属一人,皆正六品上,掌通判兵曹、骑曹、法曹、士曹事。主簿一人,掌覆省书教,记室参军事二人,掌表启书疏,录事参军事一人,皆从六品上,掌付事、句稽,省署钞目。录事一人,从九品下。功曹参军事掌文官簿书、考课、陈设,仓曹参军事掌禄禀、厨膳、出内、市易、畋渔、刍藁,户曹参军事掌封户、僮仆、弋猎、过所,兵曹参军事掌武官簿书、考课、仪卫、假使,骑曹参军事掌厩牧、骑乘、文物、器械,法曹参军事掌按讯、决刑,士曹参军事掌土功、公廨,自功曹以下各一人,正七品上。

  兵曹司兵参军事,掌武官选、兵甲、器仗、门禁、管钥、军防、烽候、传驿、畋猎。

  法曹司法参军事,掌鞠狱立法、督盗贼、知赃贿没入。

  《大唐六典·大理寺》载:“大理卿之职,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以五听察其情,一曰气听,二曰色听,三曰视听,四曰声听,五曰词听。以三虑尽其理,一曰明慎,以谳疑狱,二曰哀矜,以雪冤狱,三曰公平,以鞠庶狱。凡诸百司所送案犯,罪至流、死,皆上刑部,覆于中书、门下。”

  在《新唐书》里可以看出,掾与曹各司其职,曹有功曹、仓曹、户曹、兵曹、骑曹、法曹、士曹等职务,其中法曹主掌刑讯、判决行刑。而大理寺、刑部、御史台、法曹都属司法机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弘文馆和崇文馆、医学、崇玄学、天文历法学等等,仅四门学就设有博士、助教、直讲等教师队伍对学子授课。

  《新唐书·百官志卷四十八》载:

  国子学,初建于武德年间,设博士五人,正五品上,掌教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为学生。五分其经以为业:《周礼》、《仪礼》、《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各六十人;助教五人,从六品上,掌佐博士分经教授;直讲四人,掌佐博士、助教以经术讲授;五经博士各二人,正五品上,掌以其经之学教国子。

  太学,亦建于武德元年,设博士六人;正六品上;助教六人,从七品上。掌教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为生者,五分其经以为业,每经百人。

  国子学定额300人,皆为贵族子弟,教师计24人,博士既是教师,又是高级官吏。太学定额500人,其规模大于国子学,但太学生入学资格及教师的官职低于国子学。

  唐朝教育官职名称,继承了汉朝教育官职的博士、助教等名称特点。教育内容也继承了汉朝施行的儒家思想为教育主体,并扩大和加强了教师队伍,教什么?由谁教?已经进入明细化、专业化,文献记载清晰明确。

  唐朝司法官职在命名上,继承了汉朝司法官职的职称并略作改进,以法曹代替曹掾,并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等司法机构,使法制分工更加明细化、专业化。

  三.清朝时期教育和司法制度的设置情况;

  清朝设国子监、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社学、义学、儒学等等,各省设有府学、州学、县学、社学,并有提督学政、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官职配置,以实施具体教育工作⒀。教育仍以儒家经典和宋明理学为主要教育内容,也有《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子宗》、《卧碑文》、《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大清律》等等教育内容,乡镇社学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蒙求》、《古文观止》等等。

  清朝时期的司徒官职已经不再担任教育职责,司寇官职也不再担任司法职责,这也是继承了前朝的特点,改由提督学政、教授、训导等官职名称来负责具体的教育工作。清朝设六部,刑部属其中之一,执掌全国的法律刑名。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合称“三法司”,都察院负责监察工作,大理寺负责复核案件、平反冤狱,刑部负责审判掌管刑罚政令。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内有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等七个部分。

  清朝政权有教育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存在,其教育机构庞大,司法程序也比前朝繁复了许多。负责教育和司法工作的官职名称也发生了改变。

  四.小结

  

  本文选择了周朝以后的汉朝、唐朝、清朝三个点(插图6),作为司徒和司寇官职名称衍变的学术支撑点,进行教育司法工作的跟踪探索,说明司法制度和教育制度没有出现断条、断档、灭失现象。周朝时期由司徒负责教育、司寇负责司法,汉朝时期由博士负责教育、曹掾负责司法,唐朝时期由博士负责教育、刑部负责司法,清朝时期由教授负责教育、刑部负责司法。从清朝政权到汉朝政权之间跨越2000余年,始终都具有稳定的继承和承袭关系,只是官名发生了变化,司徒和司寇官职之名,已逐渐离开文字本意。

  第三节 教育发展史和司法发展史需要向前延伸许多年

  红山文化图腾制度的出现,有赖于考古学走进中国。考古学用了百年时间的材料积累,这些珍贵的红山文化图腾玉器才得以浮出水面。红山文化鸟形玉器跟历史文献记载的鸟图腾制度之间,形成了“一个萝卜顶一个坑”的文献与文物相印证之关系。使人类社会迷失了5400多年的文明方向,终于找回曾经的、最初的教育制度起源点与司法制度起源点⒁。而且是教育制度和司法制度是同时出现的、是并存的。

  一.伏羲太昊设置的图腾制度将我国现有教育发展史向前延伸2000多年,司法发展史也向前延伸1000多年。

  我国现有教育发展史认为教育起源于西周时期,是很久以前的学术观点了。解放后的新中国考古学材料给教育发展史带来了改变的机会。祝鸠氏司徒主教化作为文献证据,结合红山文化斑鸠图腾玉器这个文物证据,文物与文献的结合印证,解决了我国教育发展史处于半截史状态的学术问题。

  从伏羲太昊一画开天之时,就设置了祝鸠氏和爽鸠氏,布局出司徒官职和司寇官职,教育机构和司法机构从我国在人类社会第一次建立政权机构的时候,就做出设计与规划。只是经历了孔子删书、去史、换祖先、改文脉的学术游戏,在加上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开篇,而抛弃了三皇,才导致我国教育发展史和司法发展史不能从根源上进行研究,而是利用《尚书》和《史记》这两本半截史进行研究,进而导致教育发展史缩短近半,司法发展史也差千年时间。

  红山文化图腾制度能够证明,伏羲太昊部落处于5500年前的辽河流域(插图7),有红山文化五种颜色的龙形玉器为证,伏羲太昊设置了司徒(教育机构)和司寇(司法机构)官职,德主内、刑主外,伏羲以一德一刑、内外兼顾的方式布局出教育重于司法、司徒大于司寇的官职排列顺序,为我国现有的3000年教育发展史增加并延长了2500年,从3000年前的周朝时期向前延伸至5500年前的伏羲太昊部落时期。

  

  图腾制度还能证明,早在5500年前的伏羲太昊部落里,还设置了爽鸠氏主掌司寇官职,爽鸠氏图腾玉器的出现就能意味着人类社会找到了司法制度的起源点。而我国现有的学术观点认为司法制度起源于帝舜皋陶时期,有4000多年的司法制度发展史。现有的司法发展史和伏羲太昊部落的爽鸠氏司寇主掌司法制度之间,时期还差了1000多年,于是红山文化图腾制度将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向前延伸到伏羲太昊部落时期。

  教育发展史和司法发展史双双被提前到5500年前,而且是并列出现、同时布局的。而原有的学术观点认为,先是大禹时期有了司法制度,后来周朝时期增设了教育制度,这种旧观点是不符合历史文献材料和考古学材料的,是不严谨的学术观点。

  二.公有制社会发展模式里的司徒和司寇官职,及其学术研究价值。

  伏羲太昊部落具有一夫一妻、氏族联姻和选举制度,属于公有制社会发展模式,跟五帝时期、夏朝时期、殷商时期、周朝时期的多妻世袭制度的私有制社会发展模式有所不同⒂。所以,这个司徒祝鸠氏的教育方法、教育模式、教育方向都是值得关注与研究的学术对象,司寇爽鸠氏的司法管理方法、司法管理方式、司法管理方向也是值得关注与研究的学术对象。因为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方向不同,所以才会出现不同方向的司法管理模式和教育方式。

  伏羲太昊部落在东夷地区设置祝鸠氏为司徒官职,属东夷民族或东方文化,这里的教育方法跟太阳信仰、阴阳⒃文化(辩证方法)、五行⒄文化(逻辑方法)、天人合一等古老的东方文化有直接关系。

  少昊鸟夷部落以凤鸟氏为部落级首领,凤鸟氏与祝鸠氏之间,属于天官和地官的关系。凤鸟氏历正,校正天时历法。凤凰属祥瑞之鸟,有《说文解字》载:凤凰,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于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在神话传说中,天下人民若能见到凤凰,就会出现天下大安宁的局势。

  伏羲太昊部落的龙图腾和穷桑少昊鸟夷部落的凤鸟氏图腾,是经过科学考古挖掘重返人世间的玉器,“玉龙凤”具有祥瑞、祥和之兆,其背后就是对我国现有的司法与教育制度的逐渐完整和逐步完善,使强不再凌弱、使富不再欺贫、使人心不再向恶。我国现有的教育机构和司法机构,起源于东夷两昊部落当中,与凤凰出于东方君子国具有相对应的逻辑关系,不难看出,学术界稍作努力便可实现东方文化崛起之势,随后便有协和天下、龙行天下、有理走遍天下、东方文明标准一统天下的东方文化发展模式。

  原有的学术认为我国具有两种教育模式,现在需要改为三种教育模式⒅,增加了一个朝向公有制社会发展模式的伏羲太昊之时的教育方法,这必然会有所不同的。原有的学术认为我国教育是从周朝时期开始的,仅教育太子和贵族公子,奴隶和庶民无法接受教育⒆,这种教育方法属于一种教育模式;解放后我国引进了西方的普及教育,教育方面没有了贵族和庶民的高低贵贱之别,这种教育方法属于另外一种教育模式。由于我国原有的教育发展史是片面的教育发展史是残缺的教育发展史、并非是完整的教育发展史。而以残缺的教育发展史对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形式进行学术判断,势必会形成错误的学术观念和出现错误的学术判断,继而导致普及教育下培育出来的读书人心性叛逆、文而未化。学术界也只有认识和熟悉了完整的教育发展史,才能对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模式做出正确的学术判断。

  三.我国新增加了伏羲太昊时期的司徒和司寇官职,需要改变哪些旧的学术认知。

  伏羲太昊设置祝鸠氏司徒和爽鸠氏司寇官职,属于朝着公有制社会发展方向设计的教育方法和司法方式⒇。其中祝鸠氏司徒的教育方法跟儒家教育方法不同,儒家教育属于为封建奴隶主服务,而祝鸠氏教育则是教化人们讲道理,而伏羲氏设置祝鸠氏司徒主管教育的初衷也跟封建社会私有制的教育制度完全不同。因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教育方向不同,其教育方法和教育方式必然也会不同。因为方向属道,方法和方式属术,道术一体算是有道之术,道术分离算是离道之术,故,循术者不知道也。

  是教育方向、教育方法、教育方式的不同,才形成公有制社会与私有制社会之间的差异。因为伏羲太昊之时的司徒,主教化于民,部落族人与庶民都要接受道理的教化和熏陶,人人都要知道理、识道理、讲道理、用道理、循道理、守道理,此为天地之道与人世之理的天人合一的文明发展方向,用道理来约束人心人性,使人不再野蛮愚昧、不再任性狂放、温文谦和;而周朝之时的司徒是负责教化太子和贵族阶级,广大的庶民与奴隶阶层受不到教育、得不到道理的熏陶,心性野蛮未化、语言粗鄙行为任性,造成了教育功能失职。

  人讲道理和不讲道理,源自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形式。伏羲太昊之时部落广泛佩戴玉器,玉器当中承载着天地人之道理,并通过教育使部落族群的人人都认识道理,人们懂得了道理的奥义继而才能够讲出道理,形成人人依照道理说话做事,此谓遵道而行、循天地之大道而行。这也是伏羲太昊设置祝鸠氏司徒主掌教化的主要目的,还是东方文化协和天下的主要步骤:普及教育、教化于民,而非教化太子。

  四.小结

  民国时代学者和诸子百家时期学者,没有触碰到伏羲太昊之时设置祝鸠氏主掌司徒官职,也没有理解“伏羲教化于民和周朝教化太子”的差别和意义,所以做出的学术判断很具有时代特点,这也是导致中医和中国文化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

  司徒没有究根教育就不能溯源,学术界就无法做出教育发展史的正确学术判断。也只有找到了教育发展史的根与源,才能看明白教育流变与衍变的发展脉络。

  第四节 结 语

  以周朝《周礼》为基本点,以司徒司寇官职名称为线索,顺着历史的时间轴向上追溯,在伏羲太昊部落时期有祝鸠氏和爽鸠氏为证,能够证明我国的教育制度(司徒)和司法制度(司寇)起源于5500年前的伏羲太昊部落时期,起源于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当中。回头还以周朝《周礼》为基本点,以司徒司寇官职名称为线索,顺着历史时间轴向下游探索经历了汉唐清三个时代,发现了教育制度和司法制度出现的衍变现象、流变现象,教育与司法的官职名称反复发生变化。

  蛇无头不行、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伏羲为百王之先,处于帝王的龙头位置,《史记》和《尚书》没把伏羲太昊奉为祖先,使伏羲太昊设置的祝鸠氏司徒和爽鸠氏司寇官职不能成为我国教育制度和司法制度的起源点,因为《史记》和《尚书》把五帝奉为祖先,把黄河流域视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把三皇或东夷两昊部落科学技术文明领先的实际情况撂在一边了。学术界只有纠正错误把《三皇本纪》放在《五帝本纪》的前面、把伏羲太昊放在轩辕黄帝的前面,中国文化才能有火车头带着走、才能有龙头带起来,才能形成龙行天下、有理走遍天下的文化发展趋势。

  考古学走进中国已有百年,1954年尹达命名了红山文化,1981年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进行考古挖掘,1984年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玉猪龙,给红山文化玉器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1995年国家文物局指派孙守道和郭大顺二位学者对国内文博系统收藏的红山文化玉器进行筛选,2010年通辽市哈民芒哈遗址进行考古挖掘,2015年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进行考古挖掘,红山文化玉器逐渐走进历史文化研究当中来。新中国令红山文化玉器重返人世间,玉凤凰也在各地博物馆当中展览着,这些上古史研究材料是前所未见的,是孔子和司马迁所不知道的上古史研究资料,也是民国时代学者所不知道上古史研究资料。2017年12月中华文明摇篮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良渚文化遗址当中,良渚文化地处蛮夷之地,这些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也是民国时代学者和诸子百家时期学者所不知道到上古史研究资料。当民国时代学者和诸子百家时期学者,没见过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也没研究三皇而直接举五帝为祖先,还不知道三皇时期东夷两昊部落科学技术领先与华夏五帝时期,就做出了不稳定的、不稳妥的学术判断,促成了黄河摇篮的出现,从而影响了文化发展方向和学术研究方向。

  《论衡》载:“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王充认为后世学者随着孔子的历史观点,也不用心去考察根本,所以造成学术虚说络绎不绝现象。

  伏羲太昊时期的公有制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公有制社会发展模式是相近的、是相似的,同样都是一夫一妻和选举制度,同样都是使用汉字,同样都有公平、工正、公开的司法制度,同样都有人人平等的教育制度,只是存在一些时间上的距离,但伏羲太昊时期的公有制社会管理模式和教育方法却是人世间绝无仅有的文而化之的文化方法。

  备注:

  ① 颜祥富:阴阳文化的特征与分析,《人类文化遗产保护》,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期;

  ② 颜祥富:红山文化鸟形玉器研究,《第十一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2016年8月;

  ③ 颜祥富:上古人物的系统化研究,聪慧酒店网,2018年4月8日;

  ④ 颜祥富、刘立恒:红山文化玉器当中的图腾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第十二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文集》,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2017年8月;

  ⑤ 颜祥富:祝鸠氏、孔子、现代教育二三事,网易银川,2018年3月19日;

  ⑥ 颜祥富:图腾制度里留下的伏羲布道痕迹,全球经济网,2018年3月21日;

  ⑦ 颜祥富:8种节气的设置及其相关问题,东盟网,2018年3月3日;

  ⑧ 颜祥富:摇篮转移与孔子删书的因果关系,福建新闻网,2020年2月8日;

  ⑨ 颜祥富:论《周礼》与红山文化图腾制度之间的承袭关系,新闻头条在线,2019年8月19日;

  ⑩ 红小兵、羿谷:论《史记五帝本纪》与《史记三皇本纪》的先后顺序问题,北京青年网,2019年7月22日;

  11 颜祥富:《史记》终于露出了破绽(下),全球经济网,2018年3月6日;

  12 颜祥富:《史记》终于露出了破绽(上),搜狐网站历史文化,2018年2月24日;

  13 胡庆华:清朝学校教育制度的变迁,《科教文汇(上旬刊)》,2014年9月;

  14 颜祥富:现代考古材料与民国历史观点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全球经济网,2017年10月16日;

  15 颜祥富:多妻与世袭制度的终始说,搜狐网站历史文化,2017年5月19日;

  16 颜祥富:站在阴阳与五行的交汇处,香港新闻网国内新闻,2017年10月10日;

  17 颜祥富:五行文化的早期应用,新浪河北,2017年8月8日;

  18 颜祥富:司徒职能变迁使教育内容改变,网易辽宁,2017年5月26日;

  19 张磊:《春秋鲁国大司徒与礼乐教化》,《齐鲁文化研究》总第六辑,2007年;

  20 颜祥富:《涿鹿之战双方的文化实力对比》,中国商盟网经济贸易版,2020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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