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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篮转移与孔子删书的因果关系

  作者:颜祥富

  2017年12月中华文明摇篮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这是世界考古学会与中国考古学界用了近百年的考古学材料积累的数据,获得的学术新认知和学术新观点①。考古学材料证明,良渚先民营造的良渚文化遗址(插图1)里面已经出土了丝绸、漆器、木屐、水井、竹筏、码头、玉器、文字、陶器、带文字的陶器、石器生产工具等文物遗迹,有新发现的中初鸣玉器加工作坊遗址,还有古城墙外的护城河形成的水利灌溉系统、水利防洪系统、水利运输系统,以及古城墙内的城市分布有宫殿区、王陵区、作坊区、仓储区,无论是城市与城墙,还是水利系统的沟渠填筑,都保留着5000多年前的人工营造痕迹,这些现实的考古学数据材料冲击着、震撼着每一位历史文化学者的心灵。

  

  此前有学术观点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黄河摇篮具有5000年的文明”。若以西方文明标准“城市、青铜、文字”为准绳,从新把黄河流域考古发掘的各处史前遗址(插图2)进行数据排比,能够达到标准的有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寺遗址、石峁遗址、龙山文化遗址等等,但龙山文化遗址只有4500年的文明,并未达到5000年文明这个数据要求。而长江流域良渚文化古城遗址已经达到5300年前,也是使用了同样的西方文明标准作为准绳。那么,中华文明摇篮为何会出现转移和变换无常呢?

  

  良渚文化地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处于蛮夷部落范围之内;龙山文化地处黄河流域,大部分遗址地处华夏部落范围之内;我们常说的黄河文明有5000年历史,却被长江流域的蛮夷部落遗址取而代之了,而黄河流域的华夏部落范围内的文明程度仍旧停留在4500年前,既没有提高,又没达到5000年的历史需求。考古学资料在向世人传达一个信息,黄河流域华夏部落有5000年文明这个学术观点是虚的,长江摇篮良渚文明具有5300年文明这是学术观点是实的,一虚一实,对比着分析,就容易分清好歹与利害、分出真伪与是非了。而同样使用西方文明标准的良渚文化遗址,却造成文明摇篮转移,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逆差呢?这就得从古代学者的学术作弊开始说起。

  第一节 两个摇篮源自一个事儿

  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属于中华文明旧摇篮,长江流域良渚文化遗址被考古学界定义为中华文明新摇篮,新摇篮取代了旧摇篮的位置,并形成了摇篮转移。两个摇篮的出现与两地之间发生摇篮转移,都是一个原因。起初的一件事儿,形成了今天的两个摇篮。从最初的黄河摇篮转移到如今的长江摇篮,也是起初那一件事决定的。是事物的发生与发展规律,决定了我国会出现两个摇篮或第三个摇篮,而且会在几个摇篮之间发生转移。事物的发生与发展是有因有果的,有前因就有后果,起初种下了因,如今收获了果。出现两个摇篮和摇篮发生转移,都是起初的一件事儿决定的。我们现在看到了后果,就会推想到前因。

  历史文化学者普遍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而考古学材料却显示长江流域良渚文化遗址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考古学与历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学术手法,在共同解读历史,历史学在我国由来已久,而考古学属于后来居上者。外行看不出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内行很快就能看出问题的本质所在。

  

  两个摇篮的出现,是源自孔子删《尚书》这一件事儿。长江摇篮取代黄河摇篮,还是源自孔子删《尚书》这一件事儿。孔子删《尚书》这一件事儿,能导致如今的摇篮转移,还能导致两个摇篮甚至第三个摇篮的出现。如果不懂得事物发展规律,很难理解这里面存在的因果关系(插图3),如图所示,播种一粒种子,它先生根,在发芽,再到根芽茁壮成长,后到长成壮年植物,再到开花结果,才有果实收获,这需要一个时间发展过程,这个时间发展过程就是事物的发生与发展规律。孔子删《尚书》在先(插图4),也有司马迁著《史记》殿后,这属于第一阶段的上古史研究;再有民国时代学者对上古史、三皇五帝时期历史进行研究,这属于第二阶段的上古史研究;这两个阶段的上古史研究,步步都是建立在孔子删史做基础之上进行研究的,没人去纠正、去弥补、去恢复孔子删掉的那些历史,这属于方向错误的历史研究方法、是误入歧途的上古史研究方法,才导致中华文明摇篮误判在黄河流域。从孔子删书,到民国时代学者,两个研究阶段的学者都在研究上古史,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时间发展过程,就是事物的发生与发展规律。民国时代学者能够普遍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这种思想观念源自孔子删剩的《尚书》造成的,加上司马迁著《史记》举《五帝本纪》为开篇作为学术佐证和助推,导致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的学术观点都建立在孔子删史这个方向上。而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上古史研究,并没真正解决上古史时期的华夏与东夷部落两股政权势力哪个野蛮落后、哪个文明领先这个学术问题。由于摇篮已经发生转移,我们需要启动第三个阶段的上古史研究,放弃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对上古史的学术判断,我们要从科学角度出发,以考古学材料的客观角度进行评判,将涿鹿之战双方的文化实力进行对比②,以从新确定中华文明起源地。

  

  第二节 当年的孔子删《尚书》,决定了如今的摇篮转移

  孔子与弟子周游列国返鲁后,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其中《诗》为古称,今人称为《诗经》;《书》为古称,今人称为《尚书》;《礼》为古称,今人称为《礼经》;《乐》是古称,今人称为《乐经》;《易》为古称,今人称为《易经》。孔子删定六经的事情,从汉朝一直到近现代,始终都有学者质疑,所以被历史文献有着多处记载。下面按照书作者生存年限的先后顺序,进行梳理。

  文献出处:

  《庄子·天运篇》载: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甚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

  《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论衡》载: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

  《尚书纬》载:

  “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以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

  文献分析:

  《诗经》原有3000篇,孔子删去2700篇,余下300篇,删去九成,成就了现代版本《诗经》的模样。《尚书》原有3240篇,孔子削去3120篇,留下120篇,削掉九成半,以给学生当做工具书。诗和书都有被删减的情况,被删掉的书目或书名已无从考证,所以无法确定孔子删掉了哪些资料。

  现代考古学资料越积累越多,尤其是中华文明摇篮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这个事件③,会迫使孔子“删书、去史、换祖先、改文脉”的问题凸显出来(插图5)。史料记载认为,从伏羲太昊到神农部落,属于一夫一妻和选举制度;从轩辕黄帝到夏禹、到商汤、到周姬都属一夫多妻和世袭制度④;孔子删书就等于削短历史,每削去一截就等于新换一个祖先上来,再削去一截又新换一个祖先上来,能直接削掉九成半把尧舜禹留下并奉为祖先的楷模,也算孔子断远取近、削早留晚的削书手法干脆利落。孔子删《尚书》去掉伏羲和神农部落的一夫一妻和选举制度,留下尧舜禹的一夫多妻和世袭制度,使后世历史文化学者习惯性认为尧舜禹部落政权所处的黄河流域就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并认真膜拜五帝发明的多妻和世袭制度而贬低东夷两昊的一夫一妻和选举制度,还习惯性的认为孔子删削以后的《尚书》是正确的,孔子保留下来的尧舜禹才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正统,这种删书、去史、换祖先、改文脉的学术手法,对后世读书人具有很强的诱导性、误导性、引导性。以至于封建社会里的上古史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并非起源于长江流域的蛮夷之地,这说明《尚书》和史料的传播力、影响力,远远胜于初来乍到的考古学。科学与迷信的较量,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较量,需要考古学具有百年以上的功力才能化解开这两千年的封建迷信思想。

  

  孔子删书削史在前,中华文明摇篮转移在后,一前一后两件事情,前有因,后有果,被一条线紧密的连接起来,于是我们找到了问题,也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一种文明,只能有一个摇篮,若出现两个摇篮,就属于有人从中做了手脚。出现新旧两个摇篮,源自孔子删书一件事儿。从黄河摇篮转移到长江摇篮,还是源自孔子删书这一件事儿。孔子删书,如削短国家历史,每削短一截就给国家换一个祖先上来,也给国家改一次摇篮;孔子又删书就又削短一截历史,就又给国家换了一个祖先上来,就又给国家改了一次摇篮;孔子再删书就再削短一截历史,就再给国家换了一个祖先上来,就再给国家改一次摇篮;孔子删书削史去掉了一夫一妻和选举制度的伏羲太昊部落(插图6),换上了一夫多妻和世袭制度的尧舜禹作为祖先进行膜拜⑤,才使后世学者和读书人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部落,并认为蛮夷之地伏羲太昊部落科学技术落后于华夏炎黄部落;孔子削去伏羲太昊部落的祖先位置,留下华夏部落的尧舜禹作为祖先供后人膜拜,直到民国时代学者都没有看出这里面存在问题,前年遇到了考古学使中华文明摇篮转移,这件事儿才算是露出破绽也走到了拐点。

  

  《尚书》被删后,上古史只剩下后半截,而没有了前半截;上古史只剩下后面的百分之三,而失去了前面的百分之九十七。孔子删后的《尚书》,并非完整史,而是属于半截史。半截史会使读者和学者的思想发生偏执。有学者读了半截史以后,会认为黄河流域华夏部落的文化文明领先并影响着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的蛮夷之地,还会认为蛮夷之地科学技术落后于华夏炎黄部落,这就是删书后带来的因果变化,造成《尚书》、《史记》对上古史的观点跟中华文明新摇篮完全不符、两不搭噶。孔子删书、去史、换祖先、改文脉之后,能使读书人的思想出现逆反现象或形成叛逆思想,也与背叛伏羲太昊的教育方法有直接关系。

  孔子删书削史后,中华文明摇篮在华夏部落五帝时期这一边;孔子若没删书削史,中华文明摇篮就在三皇时期的伏羲太昊部落这边。尽管伏羲太昊和华夏五帝都属于中华民族的祖先⑥,但伏羲太昊是在东夷地区建立的部落政权在辽河流域红山文化这边建立的政权机构,他开辟了公有制社会发展模式,伏羲太昊跟华夏五帝建立的多妻世袭制度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但我们只知道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转变过程,我们却不知道从公有制走向奴隶制的转变过程,我们已知的历史和我们未知的历史这两件事儿,也跟孔子削史有主要关系。孔子若没削史,中华文明则是起源于伏羲太昊部落时期,起源于东夷两昊部落领地之内,而非起源于华夏部落领地之内,从伏羲太昊部落的公有制走向轩辕黄帝的私有制过程,就会直接暴露出来。孔子删史后,中华文明起源于尧舜禹时期、起源于黄河流域,进而导致学术界一直都在误判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正根,华夏部落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其科学技术领先于东夷两昊部落。于是导致了我国出现的黄河、长江两个摇篮,都是由孔子删书削史培育出来的。中华文明从黄河摇篮转移到长江摇篮里,还是孔子删书削史培育出来的。前有因,后有果,一前一后两个事情,源自起初的一件事儿。删与不删,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路线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模样。

  第三节 中国文化复兴与高古玉器研究属于一个事儿

  在1917年《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的文章里,陈独秀说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需要推动共和,才能解决老百姓认知中的迂腐和封建伦理、封建思想。钱玄同看过文章后,认为陈独秀说的有道理,改革封建伦理和封建思想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于是做出了表态:“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字,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字”。鲁迅对此观点也做了表达:“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民国时代学者运用《史记》和《尚书》把中华文明源头定义在黄河流域或华夏部落里,并觉得汉字不适合用于中国人的启蒙教育。

  解放后的新中国,尤其改革开放以后,考古学界找到了红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凌家滩文化玉器等第一手的考古学资料,但是这些玉器没有出土在黄河流域华夏部落领地范围之内,而是出土在黄河流域华夏部落领地范围之外的蛮夷部落领地之内。这类玉器曾被国内文物商店视为“杂项类”,在《文物》与《考古》期刊杂志当中,曾被归到“杂项类”或一般文物当中。而在唐朝时期,古玉是王权贵族佩戴之物,庶民不得佩戴;在秦汉时期,诸侯以下官员人等不许私自佩戴玉器,除非王上赏赐,若私自佩戴按忤逆处理;在商周时期,皇族墓葬才能随葬玉器,王侯将相不可私自随葬玉器;追究我国用玉的规制,越古越规范,越近越随意化。而佩戴玉器的传统,则是继承了东夷两昊部落的图腾制度或东方君子佩玉之遗风,传承了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和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特点和特征。

  

  目前我们在红山文化玉器当中,收集到四种颜色的玉龙(插图7),来匹配太昊伏羲氏的五种颜色龙图腾的形象,青绿色玉料的C形玉龙匹配春官、赤红色玉料的C形玉龙尚未找到、白色玉料的C形玉龙匹配秋官、黑色玉料的C形玉龙匹配冬官、黄色玉料的C形玉龙匹配中官,红山文化C形玉龙的颜色差异,可以证明伏羲太昊部落领地居住在辽河流域;我们还收集到21种鸟图腾玉器(插图8),来证明少昊鸟夷部落栖息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晚期,并解读出其中的9种造型⑦,分别有凤鸟氏图腾玉器、玄鸟氏图腾玉器、伯赵氏图腾玉器、丹鸟氏图腾玉器、祝鸠氏图腾玉器、雎鸠氏图腾玉器、翚雉氏图腾玉器、春扈氏图腾玉器、宵扈氏图腾玉器,已经完成三分之一的解读工作。在这个东夷两昊部落里⑧,祝鸠氏主掌司徒官职⑨,属于我国教育制度的起源点⑩,司徒负责教育机构和教育事业;爽鸠氏主掌司寇官职,属于我国司法制度的起源点,司寇负责司法机构和司法事业;玄鸟、伯赵、青鸟、丹鸟主掌天时历法和节气授时⑾,属于我国天时历法制度的起源点,负责天时历法授时⑿。这个图腾制度是伏羲太昊布局设置的⒀,里有农牧业、手工业、行政业、天时历法业,这些由图腾玉器构成的图腾制度等级分化明显、官职功能齐备、文化功能设置巧妙⒁,它横向是按照五行文化进行布局的⒂,纵向是按照阴阳文化进行设置的⒃,使红山文化玉器构成的图腾制度更加具有文化内涵。从氏族联姻角度看,它属于图腾制度;从官职命名角度看,它又属于政权机构;从文化布局角度看,它还是阴阳五行文化的集合体;从宏观布局手法看,它还是天地之道与人世之理的结合体。构思巧妙、功能繁复、作用奇奥的红山文化图腾制度是东夷两昊布局设置的,也是孔子和司马迁删书修史之时抛弃掉的那段历史。司马迁著《史记》举轩辕黄帝为祖先,而把拥有教育机构、司法机构、节气机构的伏羲太昊抛弃掉,造成了《史记》把《三皇本纪》放在了《五帝本纪》的后面,把五帝摆在了三皇之前,迫使我国现有的教育制度起源史、司法制度起源史、节气制度起源史等学术课题都存在硬伤。现在,我国只有加紧推进古玉研究事业,才能将中国文化复兴落到实处。

  

  司马迁著《史记》和孔子修《尚书》,只记录着黄河流域华夏部落的事迹,没有记录东夷、蛮夷部落的事迹,这些在华夏部落领地范围之外出土的玉器文物,却承载着中国文化的根与本,也是民国时代学者所没有见过的文物资料,还是孔子和司马迁当年削删掉的那些历史。在红山玉器、良渚玉器、凌家滩玉器研究上,我们既不能指望诸子百家时期的学者,也不能期待民国大师给指条明路,更不能寄望外国文化学者作为中坚力量。只有把古代玉器配合汉字进行学术研究,而朝鲜文字、日文、满文、蒙文、西夏文、英文、法文、俄文都跟玉器研究不匹配,也只有将汉字配合古玉进行研究,才能解决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才能解决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才能厘清三皇与五帝的历史发展问题。也只有研究古玉当中承载的历史与文化,才能帮助汉字学者建立东方文明标准,或建立全人类共同适用的文明标准。

  第四节 小结

  2017年中华文明摇篮发生转移,这次转移迫使我国上古史研究需要走进第三个学术研究阶段,离开或摆脱以前存在的两个上古史研究阶段。以前的上古史研究是诸子百家时期的第一阶段上古史研究和民国时代学者构成的第二阶段上古史研究,以前的上古史研究是缺乏红山文化图腾制度和良渚文明摇篮配合的上古史研究,是只有历史学而没有考古学材料证据的上古史研究,属于只有配角而没有主角的舞台戏。仔细俯察前两个研究阶段,才能明白诸子百家时期的上古史研究第一阶段和民国时代的上古史研究第二阶段,这两个阶段学者是怎样走入学术误区的,是怎样认为中华文明摇篮起源在黄河流域华夏部落里面的,还认为蛮夷之地是野蛮落后的?现在,只有开启第三个阶段的上古史研究,有舍有得的中国文化才能获得新生力量,以前的民国时代学者和诸子百家时期学者在没看过良渚文明摇篮和红山文化图腾制度的前提下,就把上古史定义、定性、定稿了,说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学术研究方法、学术研究方式、学术研究方向都是存在问题的。

  在我国上古史研究的第一阶段,古代学者利用修史职能,屏蔽了红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凌家滩文化玉器;进入我国上古史研究的第二阶段,民国时代学者没有纠正第一阶段学者的修史删史误区,坚持认为第一阶段学者的选择,误把中华文明摇篮定义在黄河流域的华夏部落里。两个阶段的上古史研究遇到了考古学界支撑的中华文明摇篮转移,导致两个阶段的上古史学术观点和学术论文都被泡汤了,无法引用、不能引用。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历史学观点与考古学材料出现条件不符现象,说明前面两个阶段的上古史研究学者都没有解决上古史的实际问题,只有寄望后来者或直接开启上古史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才能把古玉研究、上古史研究、三皇五帝历史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进行系统化分析与整理。

  涿鹿之战双方是东夷两昊部落和轩辕黄帝部落,哪一个部落科学技术文明领先,哪一个部落科学技术野蛮落后?这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古史研究者从未做过对比的学术课题,需要第三阶段上古史研究者用学术对比手法来建立标准,并进行衡量与分析。好似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故事一样,东方君子一定要在小人堆里、在谎话连篇的学术观点中,涅槃重生。不舍不得,不立则不破。

  备注:

  ① 光明网:良渚遗址考古经历80年,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光明网时政频道,2018年1月25日;

  ② 颜祥富:涿鹿之战双方的文化实力对比,中国商盟网,2020年2月4日;

  ③ 颜祥富:《史记》终于露出了破绽(上),搜狐网站历史文化,2018年2月24日;

  ④ 颜祥富:多妻与世袭制度的终始说,搜狐网站历史文化,2017年5月19日;

  ⑤ 颜祥富:《史记》终于露出了破绽(下),全球经济网,2018年3月6日;

  ⑥ 红小兵、羿谷:论《史记五帝本纪》与《史记三皇本纪》的先后顺序问题,北京青年网,2019年7月22日;

  ⑦ 颜祥富:红山文化鸟形玉器研究,《第十一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2016年8月;

  ⑧ 颜祥富、刘立恒:红山文化玉器当中的图腾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第十二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文集》,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编,2017年8月;

  ⑨ 颜祥富:祝鸠氏、孔子、现代教育二三事,网易银川,2018年3月19日;

  ⑩ 颜祥富:司徒职能变迁使教育内容改变,网易辽宁,2017年5月26日;

  ⑾ 颜祥富:8种节气的设置及其相关问题,东盟网,2018年3月3日;

  ⑿ 颜祥富、刘立恒:论“五雉五工正”的注与疏,辽宁热播网辽宁热线,2019年4月29日;

  ⒀ 颜祥富:图腾制度里留下的伏羲布道痕迹,全球经济网,2018年3月21日;

  ⒁ 颜祥富:图腾制度里面的天地布局,全球经济网,2018年3月13日;

  ⒂ 颜祥富:阴阳和谐的红山玉文化,《收藏》杂志176期,2007年8月;

  ⒃ 颜祥富:五行文化的早期应用,新浪河北,201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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